技术时代的新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有何不

网络环境下的类型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突破类似台湾武侠文学的“地下”状态，最大的原动力正在于技术的支持。总结台湾武侠小说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三点：其他娱乐产业的兴起和替代效应；著作权保护缺乏，创新成本过高，金钱的吸引力迫使出版社和写作者倾向于自我重复，无法满足类型小说阅读者的需求；金庸的市场效应配合金学浪潮，进一步将武侠领域边缘化。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下，由于技术取消了空间的限制，将写作、发表、出版和销售压缩到写作者-阅读者的扁平结构中，从而能以极为低廉的交易价格，同时维持庞大的阅读需求和庞大的写作群体。早在年5月，盛大文学就签约作家万人，注册读者1个亿，拥有超过万部小说，每天更新的小说字数平均万。没有任何一个娱乐类型可以提供如此快速且巨大的内容更新，姑且不论其中的创新性，仅仅是“追上写作进度”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无论他们的阅读速度多快，需要的阅读量多大。不可思议的供给突破了市场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正是“技术+文学”所导致的这种创作爆炸和看似无限的生产动力，激发了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内容源头变革，从而将资本引入这一生产领域。随着网络小说改编的《步步惊心》、《裸婚时代》、《甄嬛传》等电视剧的热播，加上《鬼吹灯》、《斗破苍穹》等改编成网游的潮流，网络文学已不再是局限于读者、作者、网站的小生意，而是文化创意源头，数百亿元产业的源泉。即使现在有一百个金庸，也无法对抗这个巨大的市场，更勿论从合法性上将之取消。它已经巨大到绝不可能继续维持“地下”状态，而必须成为“正统”文学生产体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技术为原动力的逆袭所带来的真正冲击与挑战，应当在网络类型化小说的生产体制中寻求。在强调这种生产机制可能的社会意义之前，我们必须在文学内部回答：作为一种“文学”生产体制，而非仅仅是技术促进生产的模式，网络文学及其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它“新”在哪里，究竟与传统的文学生产有何不同？读什么：“设定”第一个问题：网络文学的看点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阅读网络文学，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阅读中追求和获得的东西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特殊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相当自然，在研究中却很棘手。崔宰溶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中，将之重新表述为：如果说网络文学真的具有真正的革新意义，这就等于说它与传统文学完全不一样，结果我们不得不面临两个难题：（1）它到底是不是“文学”？（2）既然所有的传统文学理论都失去合法性，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尺度来评价和理解它？这简直是两头为难的困境。这个两头为难的困境，对于兴致勃勃的普通阅读者来说其实并不存在，悖谬的是，它正是崔以及其他网络文学研究者所采取的文学理论进路本身造成的。正如“新阅读：文学的焦虑和挑战”一章所努力呈现的，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核心问题正是要寻找一种“理论”的方式，来对抗18～19世纪在制度规范和文学理论层面相伴而生的“天才-作者”和“作者-作品”中心论对“商业化写作”的遮蔽，讨论如何在文学理论的框架下，给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其影响的商业化写作以合适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本雅明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大众文学划分，还是罗兰·巴特及其他后结构主义者对于作者与作品中心地位的直接破除，都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解决之道，是对所谓“传统文学”之唯一主体性和确定性的消解，而不是要继续坚持“文学”的神圣性，在此架构下讨论商业化网络小说写作的“特殊”神圣性。也就是说，崔所观察到的研究中的左右为难可能并非真实存在的“困境”。即使网络文学确实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文学理论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只是在一个新的技术时代条件下，给之前的解决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商业化写作已经无法被简单地扫除到“大众文学”的低端范畴，且也并未走向“作者的死亡”和“读者的狂欢”时，“宏大叙事”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出现加强的趋势，面对这种现实，应当如何重新理解写作者、写作、阅读和整个生产的社会意义？这将我们带到“如何认识”的问题。崔宰溶受詹金斯对美国粉丝文学研究的影响，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内第一次引入“粉丝理论”和麦克拉夫林（ThomasMcLaughlin）的土著理论（Vernaculartheory），倡导运用网络文学讨论者使用的语言来重构参与者对网络文学的理解和批评。土著理论由豪斯顿·巴克（HoustonBaker）提出，他分析了美国黑人文化中的布鲁斯（Blues）音乐，认为后者是缺乏文化权力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建立的文化批评体系（Baker，）。麦克拉夫林将之扩展到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层面，用来理解更广泛领域内的日常文化，特别是消费行为。“对我来说，批评理论的关键就是对既有支配性范式的不信任，以及努力提出问题的姿态”（McLaughlin，:），在此基础上，他对“理论”做了一个去精英化的重构。“理论就是‘想当然’的反面”，无论进行“理论”思考的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的文化受众，也无论其思考是否系统、深刻，只要在尝试看透文化现象的表层（takingforgranted），进而把握“运行方式和结构”，就是在制造“理论”。通过这一重构，文化普通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得以摆脱法兰克福学派所假设的被动接受者的形象，而被刻画成一种日常生活“文化批评”的实践者。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延续了罗兰·巴特之后以读者代替作者作为意义生产中心的做法，但其特殊性在于，它将分析对象从“文本”在阅读过程中的意义产生，替换成读者讨论、理解和分析“文本”的一整套理论。经由这种变换，“文本”的意义退居次位，“读者”的理解以及读者之间认知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中心。崔的理论引介是极有洞察力的，土著理论对于文化产品消费的认识正符合网络文学阅读的现实。从一开始，网络文学便是围绕着写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停息的阅读、交流、讨论而发展起来的。从各种评论、论坛转帖，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与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讨论不同，网络小说的讨论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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