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在余英时纪念论坛上的讲话

我们今天在这纪念余英时先生，让我想起很多往事。余先生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将来会发表。这里我想用〈通古今之变者，必究天人之际〉为题，讲一讲我对余先生的思想和学术的认识的一个面向。我算是很幸运的。在余先生晚年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可以和他常常见面长谈。年到年，大 年时间里，我每年都到普林斯顿去住两个月，算一下，跟余先生大概有至少超过30次、每次超过5小时的聊天。有时候在余先生家，有时候在普林斯顿的考试中心，有时候在我们住的宿舍，有时候在各种餐厅，可以说是很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我跟余先生有约定：我们 不录音、不设主题，所以漫天乱聊；聊得多了，对余先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很多先从书本认识余先生的人一样，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好奇，就是余先生有两个师承脉络，其立场、路数和风格都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位是余先生在香港的老师——钱穆先生，他的学问来自本土传统，对传统的汉族中国和传统文化都抱有温情和敬意。他擅长宏观地叙述历史，对古代中国的*治文化和士大夫的传统，都有同情；他对中国历史评论，往往来自传统的价值观。但是余英时的另外一位老师，是哈佛的杨联升先生。杨联升深受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影响，习惯非常精细地、客观地进行研究，而且要把研究中国历史物件化。由于胡适的缘故，这一脉络当然也带有现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这两个师承脉络，怎么能够奇迹般地在余先生身上贯通？仔细来说，这里面还包括几点： ，关于传统中国的认识和对于现实中国的关怀之间怎么贯通？第二，对于中国儒家传统、儒家学说的同情，和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守之间怎么贯通？第三，中国式的历史解释和历史叙述，与现代的、客观的、中立的历史研究之间怎么贯彻？第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献的认识，与西方的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之间怎么贯通？我记得曾在很多场合就这些问题跟余先生讨论过，尤其是年，有次在一间餐厅，我与周质平先生两个人追着余先生，翻来覆去地追问这个问题。余先生只是非常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说的这些、那些之间，又不是天堑，有甚么真的不可以通约的矛盾吗？”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我们在那个时代往往习惯了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 化思维，总是在价值观、历史观和学术思考之间习惯了选边站。因此余先生这种能够贯通、融通、沟通、或者打通的学术和思想，总是让我们非常有兴趣。关于这个话题，我记得我跟周质平教授及王泛森教授都讨论过。余先生去世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重读他的一些论著，还是很有感触。在〈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一文中，他说严复、梁启超是都是属于用学术推动现代化的通才，而不是终身从事博士之学的专家。这里余先生用的是陈澧的《东塾集》里面关于“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说法。我更是声明，余先生其实就是严复、梁启超、胡适之后的通才，他以他的历史研究，关怀中国的现状，因此可以不落门户之见，而有世界眼光，能够深入传统的问题，而又有国际 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会把“中西”或者“古今”视为 的对立，所以他才能“通”。说到“通”，我想谈谈余先生 一部着学术著作（如果不算余先生回忆录的话）——正像刚才陈方正先生所说，他的学术收官之作：《论天人之际》。年的冬天，我在普林斯顿，那天开始下大雪，余先生和陈先生两个人开着车，到我们住的Lawrence宿舍来，把《论天人之际》的校样交给我太太，而且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看看，且还约定等我看毕再找时间认真讨论。那几天我真的看得非常仔细，看完一段就找机会打电话去跟余先生讨论，后来又专门找了时间，面对面地讨论。余先生为什么那么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本书？我后来想，这也许是余先生对通史的一种追求。大家都知道，“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伟大理想，也是很多历史学家的伟大理想。大家都知道，余先生“上到尧、下到毛”，对整个历史都有研究，因此在他看来，不能缺少对思想起源的讨论，尤其是决定中国后来思想史走向的、“内向超越”这种路数的早期历史研究。因此，《论天人之际》是余先生整个中国历史论述里很重要的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一块拼图。这部著作的内容，余先生其实很早就在各处都提到过：英文的简要论述早在年就发表了，其后部分中文内容也在《中国史新论》和《思想史学报》发表。经历了几十年的思考、修改、补充、完善，余先生的这本著作，其实就是为了给中国思想史一个完整的轮廓。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余先生曾经有关于唐代的论述计划，这个计划他和我仔细地聊过两次。大家知道，除了关于先秦的《论天人之际》以外，余先生写过汉晋之际的新自觉和新思潮，也写过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德君行道、觉民行道；写过方以智、戴震、章学诚，也写过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以上全部，几乎就是一个连续的思想文化，是学术的历史。我记得余先生曾跟我说：佛教来到中国，是西方思想来到之前， 真正冲击汉族传统中国思想的大事件；而新禅宗的兴起，又是中国思想史变化上的一个大事件。他关心的宗教和*治文化之间有什么关联。他也问过我：新禅宗为什么对士大夫的文学和思想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为什么不能对*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直接产生冲击？我没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感到余先生实际上对中国整个思想史，已经有一个整体的思考。整体很重要，历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体对抗整体，以整体来颠覆整体。历史研究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就必须提供一个整体重写的基础，让这个基础上重写的历史全面改观，使历史论述另起炉灶，而绝不仅仅是拆东墙补西墙，修修补补，好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跟余先生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我们俩都爱下围棋。我是从小学围棋，余先生是到哈佛以后愈来愈爱下围棋。我曾经记得他常常把围棋跟学术连在一起说的两句话，其中一句是“下围棋和做学问一样，高手无废子”，就是说每一个子都有用。他说王国维就是这样，因此很快就能进入哲学，进入文学、历史、古代史，甚至进入四域之历史，他下的任何一步棋、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废。还有一句话，就是“善弈者取大局”。据余先生说原话是钱谦益说的，我没查过，但余先生说的肯定有根据。这说明余先生治学其实是很注意整体，他注意的是贯通的历史研究。大家都知道，古人说学问或作诗有小结果、有大判断，其实差别就在此；我们前面说过有士大夫学、有博士之学，其差别也在此。余先生是通人、通才、通史的学问，不是古代所谓饾饤之学，也不是现代所谓专家之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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