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级蓝海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如何找对
久居城市的多数创业者和人才或许未曾想过，在他们生活的不远处，即有一片广袤的蓝海。
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乡村建设行动目标，并明确了12项重点任务，再次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
农村市场是蓝海，但也需方法指路。企业如何响应并参与乡村振兴的大势？挑战是什么，发展的关键又是什么？
长江商学院创创社区今年与头条学堂联合推出“乡村商学堂”，助力三农企业新生代创业者培养。在近日举办的《乡村振兴大时代下新三农企业家商业模式新探索》主题论坛中，长江商学院阎爱民教授，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长江商学院EMBA34期校友陈红涛，字节公益头条学堂教研负责人刘耕分别分享了他们在参与乡村发展中的观察与理解，以期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01
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企业要战略明确，更要价值观匹配
阎爱民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对外事务、校区建设、
行*事务、校友事务副院长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实现了伟大成就。
过去20年间，至少有5亿的贫困人口脱贫；
中国GDP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从1,美元增长到10,美元，快速增长10倍，同期美国人均GDP只翻了一番；
在亚洲国家中尽管低于日本（40美元）、韩国（31美元），但远远高于印度（2美元）、印尼（4美元）、越南（美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经济的城乡差距与地域间差距依然明显，这个现状使得乡村振兴具备很大的基础。
目前扶贫的主导力量，仍有相当部分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造血能力不足，存在返贫可能，相对贫困、贫富差距仍然存在。
在中国，城乡的差别是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没有乡村的富裕就没有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就是乡村振兴。
为什么企业要参与乡村振兴？
●首先，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是一片潜力大、机会多、时运好的蓝海。
●其次，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属于相对收入不高的群体，这种人口基础从商业角度来看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再次，乡村振兴模式的竞争并不激烈，还未出现非常成熟、成功的战略模式或者业务模式，具有无限机会和长远前途。
在这里我们想分享长江商学院近几年来通过社会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尝试的代表案例——吉安项目，以期促进互学互鉴。
年，长江商学院配合江西省吉安市*府，启动“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项目。
长江借助自身优势和关键资源，对当地企业领*人物进行系统培训，长江校友也参与为他们提供辅导支持并配置多项优质资源，通过帮扶老区企业成长助力当地经济振兴。
“领航井冈”项目迄今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余位吉安本土企业家受益。
截止至年，已有2家“领航井冈”的学员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并反哺革命老区，对带动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教育扶贫的基础上，吉安项目还在推进民生扶贫、产业扶贫“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模式：
●民生扶贫方面，为当地留守老人和儿童建造爱心公寓，使他们能够安心在家，使子女能够安心在外。
●产业扶贫方面，“善茶·狗牯脑茶”公益项目将养在深闺的狗牯脑茶开辟通路，实现可观的销售额，所有利润全部用于遂川茶产业人才培训项目，反哺振兴当地茶园。
摸索出一条“中央*策+地方*府+当地企业+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校友生态体系”等多方协作，联手助力老区发展的新路径。
从案例讲到企业行为，首先，参与乡村振兴要明确战略：
到底是公益行为还是企业行为？
到底是企业家个体行为还是组织行为？
到底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
如果是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来运作，所涉及的关系广泛复杂，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府等等，就要思考如何让这种组织行为具备可持续性。
其次是组织能力。
企业目前具备哪些关键资源、具备哪些能力、运营模式如何搭建、管理体系和流程如何设计等等，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都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组织能力的问题。
第三是价值观。
想象一下给“可做”“能做”“想做”画三个圆圈，中间的交集实际上很小，又可做又能做又想做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明确对于盈利的预期。
我认为乡村振兴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挣快钱或暴利绝不是这种模式的初心，所以企业要潜心考虑长期盈利性，并且做好微利甚至很长时间见不到利润的准备。
对组织的核心价值认可和共识，企业 及核心团队的定力、耐力、百折不回的忍受力，低调务实，长期做苦日子为心理准备，对一个企业能否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是对于挑战的预期。
回到当下现实，相对偏僻的乡村往往存在缺乏基础设施，缺乏价值链对接，观念落后，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力工作效率低等等一系列问题。
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社会压力，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就感存在滞后。
最终总结一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具有光明的前途，历程是艰苦的，道路是曲折的，需要我们勠力同心、不懈努力。
祝大家成功！
02
乡村发展关键在产业
产业发展关键在培养带头人
陈红涛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长江商学院EMBA34期校友
在长期乡村发展工作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为贫困地区带来改变？
在过往乡村发展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存在一个“扶贫漏斗”现象：
在乡村推行的很多项目每次都是单体的投入，例如一座桥、一所学校，多年以后对乡村的改变并不是特别大。
如果能集中资源一次性进行比较大的投入，就能从整体上对乡村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
按照集中资源的思路，始于2年的大凉山项目平均对每个村投入近万人民币，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15年后很多设施仍然发挥效益，很好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多年后再度回访，当时的大笔投入发挥了相当大的价值，但同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没有做产业扶贫项目，没能从经济上帮助村民脱困，在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 没有形成累计的效果和根本的改变。
事实表明，乡村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其他的发展都会成为无源之水。
汶川地震之后的民乐村项目汲取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进行修桥、修路、修房屋等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重视乡村产业发展，经过大量调研为民乐村设计了长毛兔养殖项目和食用菌种植项目。
实践发现，贫困乡村发展产业首先要转变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合作社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带动全村发展。
尽管合作社让农民实现增收，但最初设计的两个产业项目依然没能持续，主要由于聘请的致富带头人来自村外。
当时片面依赖外来能人，而外来能人难以融入村庄，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和失败风险。
因此，如何培养本村能人成为我们后来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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